又稱
垃圾桶模式,最先是由 Michael Cohen、James March、Johan Olson 等人於1972年提出 (Cohen, March, Olson, 1972)。是一種一種
非理性的決策模式,這種模式首先用來
瞭解「無政府狀態」組織(organized anarchy)的決策過程
- 背景
荷蘭有一個城市為解決垃圾問題而購置了垃圾桶,但由於人們不願意使用垃圾桶,亂扔垃圾現象仍十分嚴重。該市衛生機關為此提出了許多解決辦法
- 第一個方法是:把對亂扔垃圾的人的罰金從25元提高到50元,實施後,收效甚微
- 第二個方法是:增加街道巡邏人員的人數,成效亦不顯著
- 後來,有人在垃圾桶上出主意:設計了一個電動垃圾桶,桶上裝有一個感應器,每當垃圾丟進桶內,感應器就有反應而啟動錄音機,播出一則故事或笑話,其內容還每兩周換一次
- 節果這個設計大受歡迎,結果所有的人不論距離遠近,都把垃圾丟進垃圾桶里,城市因而變得清潔起來
- 目標模糊(problematic preferences)
組織本身所要追求的目標並不具體清楚,對各種施政目標的優先順序也不明確,例如:各級學校教育的目標,這些目標極為複雜而抽象,不易具體化及明確化,因此 其成效很難評鑑。通常當一個組織發展到具有相當規模時,伴隨而來的就是組織愈變愈複雜,它同時也會追求許多不同的目標,這些目標又可分成多項的次目標。當 企圖再將這些次目標加以具體化陳述時,則常會出現目標之間矛盾不一的情況。正如前面說過,組織目標是模糊的,施政目標的優先順序不是一成不變的,而是可以挪動的
- 手段或方法的不確定(unclear technology)
對如何達成目標的手段或方法並不清楚。例如我國核四興建案在陳總統就職後,解決的手段與問題的方法就不盡相同,朝野看法分歧,朝野提出解決方案甚多。由於對達成目標的方法或手段的不確定性,政策就只能在其中擺盪
- 流動性參與(fluid participation)
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,參與決策人員具有相當程度的的流動性,也就是說參與決策者可能前後完全不同,故同樣的議題由於不同的人員出席討論,結論也可能與原先 規劃完全不同。就立法部門而言,在立法院院會或各委員會的會議中,有可能因為極少數或某一持贊成立場的委員缺席而無法護航,導致法案被修改、擱置;相反 的,也有可能因為極少數或某一持反對立場的委員不在場而被闖關成功
- 問題(Stream of Problems)
決策本來就是企圖解決問題,垃圾桶管理決策組織「問題」林林總總,有大有小。每一問題由下列三項來描述:
- 進入時間,即問題浮現的時點
- 解決問題所需的能量
- 通路結構,即一些能觸及到問題的選擇
- 解決的方案的速度(Rate of Flow of Solutions)
有了問題並不表示就有解決的方案,當問題與選擇(決策的機會)配合時,會有解決方案流產生,而流動速率是指系統內產生解決方案的速率。如目前失業問題,顯示我們的勞資雙方與國家經濟甚至教育體系都有有問題,但我們尚無較佳的解決方案。再則,很多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的問題,也不是有了方案就真的能解決問題。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是一套解決方案,企圖解決現行大學聯招的一些問題,但是不是真的能解決大學聯招現存的問題,會不會衍生出新的問題,則尚待觀察
- 決策參與者(Stream from Participants)
決策參與者的重要性,前面已有提及。要注意的是,決策參與者不必然是一群在某時某地開會和參與討論的人員或官員,有可能學術界、輿論界、民間團體、乃至一般老百姓,也加入某一政策的爭辯且企圖影響最後的決策
- 決策的機會(Choice Opportunities Stream)
最後的一股力量是決策的機會,組織的決策時機,John Kingdon(1984: P212)稱之為政策之窗(policy window)。政策的決定,要等待恰當的時機。政策之窗一開,機會一來,打鐵趁熱,決策就可定案。如果機會一失,代表政策之窗關閉,則需等待下一次機會的出現
參考資料:
http://content.edu.tw/wiki/index.php/垃圾桶理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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